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失意并对未来充满迷茫的人会更执着于缅怀自己过去美好的生活和卓越的成就，与之相比，那些敢于吐露自己真实、平凡的人生经历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王德生无疑属于后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贫苦的家庭背景和辗转的职业经历，话语和神色中透露着淡定从容、自信乐观。
一部电影点燃青年律师梦
王德生出生于1976 年，那个年代的农村，贫穷是一种常态。因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比较穷，一年到头才有机会吃一次肉，对少年时期的王德生来说，能吃饱肚子都是一种奢望。他的衣服、鞋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在油灯下纺线、织布、做衣服的情景。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谈教育算是一种奢侈。王德生小时候的老师都是民办老师，多半受教育程度不高，思考问题比较简单，教育学生的方式也简单粗暴。在这种教育环境下，王德生依然成绩优秀，考试基本上都是第一名，这为他以后通过学习走出农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家庭环境的影响对王德生的成长生涯也至关重要。王德生也算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爷爷是个秀才，家庭对学习非常支持，父母宁愿吃苦受累也坚持要让孩子读书。王德生兄弟姐妹四个，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大学，这对他也是一种激励。对于学习，王德生坦言，自己当时就是想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每年的秋收、夏收都非常辛苦，夏天掰玉米时，浑身刺痒的感觉让年少的他有切肤的感受。
在信息闭塞的农村，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偶然接触的一部电影为王德生打开了一扇窗，点燃了他的律师梦想。王德生大学时学的是中南财经大学的法律专业，而之所以报考法律专业的原因竟是因为读高中的时候看了香港的一部电影——《法内情》，觉得律师太帅，太潇洒，太可以伸张正义。
法律专业算是选定了，选择报考中南财经大学则是受哥哥的影响。王德生哥哥学的是金融专业，建议他读财经院校。为了兼顾法律和金融，中南财经大学法律专业成了他的绝佳之选，也让他和财税悄然结下了缘分。
与财税的不解情缘
法律在中南财经大学是相对较弱的一个专业，但是会计和税收专业实力很强，不仅有博士点还是国家重点学科。在财税专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中南财经大学开设了相关的辅修课程，王德生从那时开始真正接触到财税知识。他回忆，当时晚上去辅修金融学、会计学的课程，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和会计学常识和基础引起了他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也因为此，王德生一直很感谢母校。
1997年王德生大学毕业，所在班级的 42 个同学有一半进入了金融行业的法律和风控部门，真正从事公检法系统工作的比较少。他本人也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回老家河南漯河的中级法院做法官；另一个是留在武汉，到市财政局下属的一个中专财政学院当老师。王德生说当时很想做法官，但本能地觉得留在大城市可能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好处。当老师只是权宜之计，王德生清楚地知道那不会是他最终的选择。
作为财政学院的老师，同事大多从事财务和税收工作，这又引起了他的兴趣。 恰巧几个年轻同事报考了注册会计师，在浓厚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王德生加入了他们中间一起交流、讨论。当然，他考注会的原因不只是这么简单。王德生说，这源于自己当时的一个观念，即知识面越广，外界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越多。
2000年，王德生第一次参加注会考试并通过了三门，这对他无疑是很大的激励。王德生说，“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平常教学之余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书”。在这种条件下最终能考过注会考试对自己是一种历练。王德生在1998年就考过了律师证，相比较他感觉注会考试更难。
也是在2000年，做了三年老师的王德生决定从学校辞职。虽然他也很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但当时做老师让他面临一个问题，中专学校的孩子大多在16岁到20 岁之间，而且大部分家庭教育不到位、父母离异，有很多不良习惯，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德生才21岁，比他们大不了几岁，没有人生经验，缺乏对社会的判断，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遇到了天花板，找不到更好的方法给学生们指引未来的人生。这让他感觉很痛苦，给了他无形的巨大压力。王德生说，“压力大到周一要上课，周日晚上就感觉要崩溃。每天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接每一天要发生的未知事情。而且，没有经验告诉你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他都要重新作出选择。
因为年轻，王德生选择了离开教师的工作岗位；但也是因为年轻，他有的是时间去尝试和体验。因为学的是法律专业，又考了律师资格证，做律师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但是那时在武汉没有公司制律师事务所，都是挂靠式的，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没有培训、没有归属感，也没有预期，工资还不高，所以在律师事务所做了两三个月后，他就放弃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时恰好湖北省排名第一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招聘，已经通过四门注会考试的王德生去应聘，幸运地被录取了。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经历，王德生形容为“愉快”，在这里是团体作战、有系统培训，有年长、资历高的老师一步步、手把手指导，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这样，从2000年底到2003年离开，王德生在大信所做了三年， 期间他一直做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因为经常性地出差，有时候一年回来不了几次，回来时连租住的房子都找不到了”。
重圆律师梦想
谈及从大信所离职，王德生说，“我觉得还要去实现我的律师梦，而且这时候我有能力去实现。这个能力有两种，一个是经济能力。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期间，由于太忙没时间花钱，工资基本没动；第二，我觉得人生的经验和阅历也能够去做一名律师了。”以他的判断，今天律师事务所当时在湖北是名列前茅的，并且这个所是他大学老师创办的，他自然地成为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的一员。自此，王德生正式踏上了自己律师梦的新征程。
刚到今天事务所做律师助手时，王德生再次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说，“律师是帮客户解决问题的，商事客户都是非常聪明的老板、精英，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可能都比你复杂，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你来解决，压力肯定大。”民事客户同样给他带来压力，他连结婚的经历都没有，涉及离婚类案件时，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家暴等各种问题也让他倍感压力。但这次他选择了直面问题。他说，“要知道压力来自哪里，才能有办法和方法去化解。”他明白，许多他崇拜欣赏的老律师都经历过这样的高压和痛苦，就像化茧成蝶。他也相信，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袁自己也会逐渐成熟。
压力转化成了兴奋和动力，每接待一个案子和当事人，他都会反思，做日志。“比如现在有案子要开庭，我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在脑海中不断地推演，如果第二天遇到推演中的问题，就会觉得很兴奋。”王德生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在逐步靠近自己心中的律师梦。
在今天律师事务所一待就是10年，王德生说，“越做越感觉律师的职业非常适合我，越做越喜欢那种挑战性。”但在传统型事务所长时间的工作经历，也让他认真思考着工作中遇到的瓶颈。他认为，一方面，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精力和经验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客户全部的法律服务要求并达到完美，为了不影响服务质量，就需要分工；另一方面，新入行的律师开始只能做徒弟、助手或是辅助律师，他们没有未来、没有预期、没有归属感。王德生说，“人是需要有归属感的。到2014年下半年，已经做了十年律师，收入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觉得自己承受不了客户那种失望，思考着自己能为社会和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在王德生看来，现在已经过了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从2003年开始做律师时，就在思考怎么突破这个问题。“有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我经常和同事一起思考，未来肯定是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的时代，专业有细分、律师团队有归属，团体作战，对外有统一的营销、宣传、管理，对专职律师和实习律师有组织的关怀、业务的培训。”
2014年下半年，天达律师事务所与共和律师事务所在筹备合并走向公司制，这和王德生的想法不谋而合。“最重要的是，天达与共和的前辈们在我心中都是神一样的人物，都是业内非常有名气、传奇的人物，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中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独特的魅力，非常平和、平易近人、与时俱进。虽然他们年龄大多在60岁上下，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思维比年轻人还活跃。”也因为几个“大佬”的赏识，王德生有幸加入这个团队，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在天达共和，他的观念和管理能力都得到较大提升，也积极推动着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虽然与传统事务所相比，公司制事务所沟通成本、管理成本相对比较高，但是通过吸引和培育人才，公司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王德生相信一个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越紧密，战斗力就越强，在考虑到合作成本和信任度情况下，战斗力不仅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远超于二的。未来的法律服务市场，肯定是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的天下。”
在天达共和，王德生主攻收购、并购、股权和财税。他认为，在未来财税领域会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律师的空间相对较小。对这一现状，王德生幽默地说，“什么时候有企业去起诉税务局了，税务律师就会更有作为。”
纵观王德生的人生经历，曲曲折折又新潮迭起。就像他接受采访时所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走了、做了、错了，才知道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哪些是对的，去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径。”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的王德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仍会敢于尝试和试错，不断开创自己新的事业。
—原文刊登于《财会信报》2017年6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