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一周年的节日，回首从军戌边的生涯已近半个世纪，脱掉那身六五式军装(三块红)也近四十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总是涌动一种军人和男人的豪迈之情，以致经常把所里的一些年轻律师看成当年的战友和战士。应邀撰写回忆部队生活的二三事，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

一九七六年 | 惊心动魄之历史大转折

七六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命运多舛的一年，我在北京军区某团一连任副连长。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投降派的政治空气如黑云压城，我们这些年轻军官眼看部队素质下降，生活保障困难(三类灶，每日伙食费四角五分)，政府内部传达，国民经济出现赤字，大家心急如焚，总认为这一年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果然，从一月开始，先是周总理去逝，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四月开始，全国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七月先是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去世，不久就发生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惨剧之一——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中午时分，我正安排带队去天津参加抗震救灾重建的安排，突然接到团部一级战备的命令，要求下午三点前，全部进入位于内蒙和河北交界的战备工事，当时连队领导只有我在岗(连长住院，指导员参加上级的培训)，我火速通知通讯员全连紧急集合，携带实战需要的武器弹药，向二十公里外的工事跑步前进。一路上，我一边进行行军动员，一边召集四个排长(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召开紧急党支部会，大家边跑边分析说可能是苏军发动战争了，我们要尽快做好战斗准备，誓死保卫首都北京。正在此时，通讯员从步话机中听到毛泽东主席去世，我们这才明白这次一级战备的真实原因。一时间，正在快速行进的连队仿佛天崩地裂，官兵集体哭声一片，大家显然无法接受没有毛主席的中国，这种悲恸的情绪一直延续到我们进入阵地。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内，一直吃住在阵地。一方面，我深切感受到部队的广大战士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之深，另一方面，我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就要来临。

九月下旬，师部作战科钟参谋借检查战备之机来到阵地，他详细了解了我能指挥的兵力、武器装备、训练情况等，然后神秘的跟我说，毛主席去世后，有一帮窃国之贼可能要夺权，他们会毁了这个国家和军队，具体指向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他问我，一旦他们掌权咱们怎么办？敢不敢在叶帅、许世友等老将军带领下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年轻军人们很多想法是一致的，这在当时要冒极大的风险。

转眼到了十月初，我们正在焦急关注上层动态时，十月五日夜里又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封锁通往蒙古和苏联的各个路口，防止“四人帮“的残余漏网……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真的到来了！回忆那时，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喜悦之中，情景超过任何一次盛大的庆典。欢庆之余，我们也有一丝若有所失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机会已不存在，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新的时代？！

以上就是我在一九七六年的感受，中国从来没有在一年的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那年，我不到二十三岁。

一九七七年 | 战备施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周琦等同事去无锡做项目，遇到无锡摩托车公司的老总，一个少有的姓——过。几杯酒下肚后一聊，都是当过兵的；再聊，都是北京军区的部队；深聊，都搞过战备施工。顿时，感觉立刻亲近许多。席间，我们一会说掌子面，一会说梅花爆破法，又吹掘进进尺纪录的创造者是谁……听的同事们一头雾水，却也勾起了我军旅生涯的一段回忆……

一九七七年，中苏关系依然紧张，当时对时局的分析是美苏争霸，必有一战。中央认为宁愿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因此，修筑战备工程是我们驻守北线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得那一年，我所在的连队受领了位于丰宁坝上草原到内蒙多伦之间的大柳八岔建设指挥所的任务，副团长兼参谋长召开动员大会，要求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上冻之前完成进度，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

军令如山倒，我迅速组织了混合工种的综合编队，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其间，我率先掌握了风钻串孔、打眼放炮、水平仪和经纬仪看线等技术，每天伴着风钻巨大的轰鸣声和放炮的硝烟弥漫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一段时间下来，除了牙是白的身上满是石粉，辨不清模样。当时北京军区《战友报》发表了一篇对我的采访，其中一首打油诗是：

好威风，

身材魁梧干劲大，风钻怒吼神鬼怕，

突击队长张建中，哪里艰苦哪里冲。

早日筑牢战备墙，消灭苏修野心狼。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身边的不少战友或患上尘肺病等疾病，或因塌方等原因失去了手脚而残疾，更有年轻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一位叫夏建波的小伙子，是我从黑龙江接来的新兵，参军一年不到，就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年仅十八岁。当他的父母来部队处理后事时，政委跟我说：“你就别露面了，兵是你接来的，家长跟你要人怎么办？”我坚决要求见他的父母，表达我沉痛的心情及对小夏和平时期为国捐躯的真情实感。小夏的亲属非常通情达理，不仅没有抱怨我，反而感谢我对小夏的培养教育和关心，让我深切体会到人民的伟大！小夏的死亡抚恤金是一百二十元，我们战友又凑了八十元，他年轻的生命长留在祖国的北疆……

一九七九年 | 背叛还是忠诚

在部队，长期艰苦的训练和繁重的施工，很多干部战士患上不同程度的疾病，有的病情十分严重。

一九七九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北线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苏军突然袭击。我们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部驻进阵地，阴冷潮湿的工事里，很多人患上不同程度的风湿病。其中高炮连一位高副指导员，腰椎病犹为严重，行动不便，疼痛难忍。据医生说他的病发展趋势是下半身瘫痪。战备期间，他突然失踪，战士们四处寻找，我在一个废弃的菜窖里发现了他。他身边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头上太阳穴处有不大的弹孔，身边还放着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他分别给部队领导、战友、妻子写的遗书，内容大意是：身患绝症已不能为国家、为部队建设服务，反而成了国家和军队的负担，他不愿这样活下去，决定以死来为国分忧，希望他年轻的妻子早日改嫁，年幼的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在当时极左的意识还占有突出地位时，如何处理这一重大事故摆在部队有关人员面前。我当时是全师最精锐的训练队指导员，是直属队党委委员。党委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时形成两派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无论何种原因，自杀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应该开除党籍和军籍；第二种意见以我为主导，认为高副指导员自杀固然不对，但他绝不是背叛，正因为他对国家军队及亲人有深厚感情，为了不给关心他的组织和亲人添麻烦，才被迫选择这种极端行为，就本意而言他是忠诚的，我们不应在他死后再追究他的自决行为。最后，党委会统一了意见，没有作出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梦中还经常梦到头戴红五星，身着鲜红领章国防绿军装的身影，一晃，我已步入老年，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巨变，人民已脱离了饥寒交迫的岁月，我们看到了科技发展和国家强盛带来的未曾梦到的情景，更认识到社会发展无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年轻律师，永远不会有我们那样的经历，你们的创造力将加速推进中国社会和法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