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案件适用替代性修复?从启动到验收的全流程闭环——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责任系列解读(第6篇·共7篇)

作者:张甲征、刘永琦

观点

导语:替代性修复并非对所有生态损害案件一视同仁,它只适用于特定的案件类型,并须经历从启动、方案制定、公示、审批、监管到验收的完整程序闭环。与此同时,它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等机制如何衔接,直接决定制度的实效。本篇逐一展开。

一适用的四类典型场景

第一类是原位技术不可行的生态损害案件。当受损生态系统已发生不可逆损毁,依当前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恢复至原有状态时,原位修复便失去适用基础。典型情形包括重金属污染土地、永久性地下水污染、地貌彻底破坏、生态栖息地完全损毁等。在此类情形下,不应强加原地修复义务,而必须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以恢复生态功能与服务价值。

第二类是原位修复经济显著不合理的案件。原位修复因对经济和技术要求高,在治理、时间、运维三方面的投入可能远超受损生态的实际价值,投入产出严重失衡。此时应引入替代性修复,利用其灵活特性,以最合理的成本实现最等效的修复。

第三类是在原位修复中存在重大生态风险的案件。在污染地原位修复过程中容易出现二次损害风险,例如在重金属污染场地开展扰动性施工可能加速污染物迁移。为防范二次损害,应选择替代性修复方式,综合评估污染物特性、水文地质条件及周边敏感受体分布,确保修复行为的环境净效益最大化,实现无二次风险的绿色修复。

第四类是历史遗留与复合型生态损害案件。此类案件往往存在历史遗留污染、多方复合污染,缺乏明确单一责任主体,无法依据法律或技术规范确定原位修复义务承担者。责任主体缺失导致原位修复机制无法启动,只能采用替代性修复或生态资金代偿方式,实现对公共生态利益的救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二款关于违法行为人变更的,由承继其权利义务的主体负责治理或者修复的规定,正是对这一难题的制度回应。

二启动到验收的修复程序

替代性修复责任是涵盖行政调查、科学评估、公众参与及司法确认的综合治理模式,由行政机关主导、专家配合协助、公众参与。其程序可归纳为六个环节:

第一,启动程序。行政机关依托专业技术先行调查取证形成损害报告,司法机关在立案时审查损害事实及原位修复是否确实不可行(是否存在技术不可行、经济不合理或生态不可逆情形),防止将可原位修复的案件错误引入替代程序。行政调查与司法审查构成双重启动关卡。

第二,方案制定与公示程序。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全面调查受损环境,提出以功能等效为标准的替代方案,兼顾技术成熟度、经济可行性及生态持久性。方案形成后须在指定网站公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利益分歧的召开听证会。以广东省深圳市某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法院在方案制定过程中组织了三轮公众听证——先听取社区居民对损害事实的陈述,再邀请专家论证修复方案的科学性,最后由被告、社区代表、环保组织共同确定最终方案;修复过程中每月在社区公示栏及法院网站公布监测数据。该案修复方案获90%以上社区居民认可、执行过程零投诉,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对方案公信力与执行效果的保障。

第三,审批与备案程序。替代修复方案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审核通过后生效,列入生态修复监管台账备案。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修复方案须经法院司法确认,赋予其司法约束力。

第四,全过程监管与动态监测程序。行政机关作为首要监管部门定期检查修复进展、效果及费用支出,形成修复档案;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确认对修复情况进行最终审查。责任主体拖延或修复不到位时,行政机关可依法处罚或申请强制执行,双轨并行监督弥补单一监督方式的不足。

第五,竣工验收与长效管护程序。由行政机关牵头,以生态功能恢复为标准,邀请第三方机构、专家及公众共同参与验收;未通过验收且拒绝整改的,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由检察机关提起后续诉讼。这一严密开放的程序架构,使替代性修复责任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制度。

三磋商、诉讼与公益诉讼之间的制度衔接:

替代性修复的运行高度依赖多种机制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机构与责任人磋商未达成一致或无法磋商,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确立了"先磋商、后诉讼"的递进结构,而磋商协议中达成的修复方案经司法确认后即具强制执行效力。

检察公益诉讼是重要的补充路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或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在政府机关不磋商或磋商不成且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诉讼。2024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打通行政执法、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的程序壁垒。实践中,云南省洱源县检察院针对约9万吨尾矿渣违法堆存问题,先以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在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公共利益持续受损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刚性推动清运与生态修复,最终以行政机关全面履职、公益保护目的实现而终结诉讼——这是行政监管与司法监督协同推进替代性修复的生动样本。

四惩罚性赔偿与替代性修复的并行

替代性修复与惩罚性赔偿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并行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作为被侵权人代表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的损失、功能永久性损害损失数额为计算基数,一般不超过上述损失数额的二倍。

这意味着,责任人在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赔偿修复费用的同时,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还可能叠加承担惩罚性赔偿。修复责任解决"生态怎么恢复",惩罚性赔偿解决"违法成本有多高",二者共同形成"修复到位+惩罚到位"的制度合力,既保障生态功能恢复,又形成对恶意污染行为的有效震慑。

五结语

技术不可行、经济不合理、生态有风险、责任主体缺失——四类典型场景划定了替代性修复的适用边界;六环程序闭环保障了修复方案的落地质量;磋商、诉讼、公益诉讼的衔接与惩罚性赔偿的叠加,则让制度从"纸面"走向"实践"。然而,制度运行的成效最终取决于规则的精细化程度。替代性修复制度还有哪些短板?如何进一步完善?下一篇,我们给出体系化的展望与建议。

本文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深圳扬尘案案例来源:央广网2020年12月报道;洱源案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2026年5月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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