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修复不是"想用就用":适用原则与启动条件的边界——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责任系列解读(第4篇·共7篇)

作者:佚名

观点

导语:

替代性修复一旦被滥用,就可能沦为污染者“花钱消灾”的挡箭牌。正因如此,法律为它划定了严格的边界:何时可以启动、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防止形式化修复?本篇结合《生态环境法典》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解析替代性修复的适用原则与启动条件。

一、原位优先、替代兜底:不可逾越的顺位逻辑

替代性修复的适用遵循严格的顺位逻辑:直接修复是原则,无法直接修复是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亦强调,在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情况下,才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

这意味着,“无法完全修复”或“无法原地原样修复”构成适用替代性修复的法定先决条件。司法实践中不得跳过对直接修复的审查而径直适用替代性修复。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十二批)环境资源专题明确指出,无法原地原样修复是采用替代性修复的前提,且替代区域的选择必须与受损区域具有相似性——被破坏的是林地,替代修复区域也应当是林地。这一顺位规则确保替代性修复始终是“补充”而非“替代”修复义务本身。

二、功能等量等效:判断正当修复还是规避责任的分水岭

功能等量等效原则是替代性修复的核心原则,也是判断“正当修复”与“规避责任”的基本方法。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更换修复载体与形式,提供相同质量的生态环境资源与生态服务功能,最终实现公共生态利益的填补与救济。替代性修复不能低于生态救济的标准,这是它的底线。

为使底线具有可操作性,应通过量化评估、价值换算等方式,将“损失多少、修复多少”从理念转化为可测量、可验证的技术标准,为司法审查与行政监管提供客观依据。生态恢复型替代性修复方式还应遵循关联性原则,以客观上无修复可能作为适用条件,防止修复方式泛化。

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象征性修复和形式化补偿。实践中出现的“数字造林”、“纸面修复”等行为,属于规避责任,不能认定为合法的替代性修复。替代性修复并非对原位修复义务的任意豁免,而是在原位修复确实无法实现时,以同等生态功能补偿为内容的特殊责任履行形态。替代不是对生态功能的“打折扣”或“缩水”,而是确保修复结果经得起实质性检验。

三、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禁止过度修复,也禁止逃避修复

适用替代性修复具有严格的前置条件:只有在原位修复技术上完全不可行、经济成本显著不合理、修复后无实质生态价值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替代性修复。需特别注意,不能因原位修复难度高而跳过该环节——修复难度大并不等同于修复不可行,只要原地修复尚有可能,就必须履行原地修复职责。

同时应遵循成本最低、效果最佳以及与损害程度相匹配的原则,即以最省力的方式实现生态修复目的。适用过程中应禁止过度修复,无需超额投入,只需实现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即可。替代性修复所选择的方式应与受损生态环境要素一致,替代区域与受损区域具有相似性,方能实现“同地区异地点、同功能异种类、同质量异数量、同价值异等级”的等效修复效果,最终实现实质公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26〕16号对九件司法解释的配套修订,进一步将“比例考量”贯穿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规则中。

四、公开透明与公众参与:让修复经得起“围观”

替代性修复涉及公众生态利益,公众作为生态环境的受益人,有权知晓修复情况。《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生态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生态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

法典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仅对信息公开作出原则性规定,但地方实践已先行探索出较为明确的公开标准:温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修复工作指南(试行)》明确规定项目库建设和资金使用全过程公开,并要求公开公示材料、监督信息、评估报告等档案材料;上海市青浦区建立替代修复项目库及项目信息表制度,将项目信息纳入统一公开平台;新疆强调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开。这些探索表明,修复方案、项目信息、监督过程、评估结果等核心环节均可通过制度建设纳入公开范围,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因此获得程序性保障。

五、启动条件的客体化标准:从“法官裁量”到“客观判断”

替代性修复的启动条件应当确立客体化标准,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同案不同判。具体而言,应当围绕以下客观要素综合判断:其一,技术可行性,即依当前科学技术水平是否能够将受损生态环境恢复至原有状态;其二,经济合理性,即修复成本与受损生态价值之间是否严重失衡;其三,生态必要性,即强行原位修复是否可能造成二次损害或污染反弹。

《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表述,为这一客体化判断提供了规范支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修复义务、责任分担的规定,以及《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告(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应当就“无法完全修复”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则应综合鉴定评估意见、专家意见等客观证据作出判断。

六、预防机制衔接:禁止令与证据规则的前端功能

替代性修复解决的是“损害已发生后的修复”,而预防原则要求在损害发生前及时制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2022年施行,2026年修正)第一条允许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损害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保全措施;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裁定是否准予。这一制度与《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的预防原则相衔接,为“防患于未然”提供了程序工具。

同时,生态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影响修复责任的认定。《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原告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被告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替代性修复案件中,这一规则意味着“是否能够原位修复”的技术判断通常需要专业鉴定评估支撑,客观上推动了修复方案的科学化与程序化。

结语

“原位优先、替代兜底、功能等值、比例适度、公众参与”——这五项原则共同构筑了替代性修复的适用边界。边界之内,替代性修复是修复义务的灵活履行;边界之外,则可能滑向规避责任的深渊。理解了“何时能用”,下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方式修”。下一篇,我们逐一解析替代性修复的方式类型,并用真实案例展示司法实践。

本文引用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十二批)环境资源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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