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近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加速重构，资源民族主义与科技保护主义升温，中企出海面临的风险图谱正发生深刻变化，敏感行业首当其冲成为博弈焦点。

2025年，两家中国出海标杆企业相继遭遇重创。9月，荷兰政府动用1952年冷战时期颁布的《商品供应法》，对中国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实施“接管”，暂停了中方CEO职务并将其股权托管给第三方。几乎同时，锂矿巨头天齐锂业在智利的诉讼请求被当地法院正式驳回。这家锂业巨头在全球最大锂生产商SQM公司（智利化工矿业公司）的投资面临权益受损的巨大风险——智利政府推动SQM与当地国企Codelco（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组建"公私合营"公司，将阿塔卡马盐湖核心锂业务控制权转移给国有资本，且这一重大决策竟绕过特别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两起事件看似孤立，却共同揭示了中企出海面临的新常态：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当下，法律工具武器化与资源主权化正成为比传统商业风险更致命的威胁。

一、新出海时代：风险格局的深刻变革

近年来，全球商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出海从“产品走出去”迈入“产业链全球化”新阶段。而2024-2025年的国际局势演变更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关键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智利、阿根廷等锂资源国纷纷调整矿产政策；二是科技领域"小院高墙"持续加固，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成为地缘博弈前沿；三是法律工具被系统性滥用，各国动辄援引国家安全条款干预跨国投资。

在此种背景下，地缘政治冲突与法律工具滥用对中国出海企业构成严峻挑战。安世半导体事件中，荷兰政府并非简单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法院裁决、股权托管、援引冷战旧法等"法律化操作"实现政策目标，这种披着法治外衣的干预模式使企业应对难度倍增。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的是天齐锂业近期的案件。智利法院在判决中竟以"锂开采作业连续性比股东大会程序更重要"为由，认可了绕过股东审议的"技术性操作"。这种对国际资本市场惯例的背离，凸显了资源国在战略矿产领域的政策转向已进入实操阶段，智利政府通过推动“公私合营”模式，以合法形式重构锂矿利益分配，使中方股东权益被实质性稀释。

全球政商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今日，供应链安全已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控制全球汽车芯片关键环节的安世半导体，到掌握全球44%锂盐湖供给的SQM，这些支撑能源与数字革命的关键资源，已经超越商业品范畴，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筹码。2025年的国际竞争现实表明：谁掌握了供应链核心节点，谁就掌握了未来产业竞争的主动权。

二、风险溯源：出海企业的预测盲区与认知偏差

反思安世、天齐案例，虽然智利法院对公司法的突破性解释、荷兰对冷战法律的创造性适用，都超出了传统法律尽调的范畴，且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但两家企业在风险防范上确实存在值得深刻反思的疏漏。

公司治理的结构性漏洞

两家企业在公司治理层面暴露出的“控制权幻觉”尤为突出。天齐锂业虽为SQM第一大股东，但在董事会中未能获得相应话语权，导致重大决策中被边缘化。安世半导体同样面临公司治理困境——外籍高管与东道国政府联动，使中方控制权名存实亡。这反映出公司在收购后，未能有效确保核心管理层，尤其是外籍高管对中资股东的忠诚度，在关键岗位上缺乏可靠的制衡与监督机制。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不足

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系统性低估是另一问题。半导体、新能源等敏感行业是当前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企业如仍以纯商业逻辑决策，未能充分评估东道国与母国关系波动对投资安全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误判。

安世半导体在美中将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未能预判到作为ASML所在国的荷兰会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天齐锂业案中，智利政府自2024年起就已释放锂资源国有化信号，包括修改矿业法、推动国企介入等，更值得警惕的是，SQM与Codelco签署的《合伙协议》中明确将"无有权机构阻止"作为生效前提，这种非常规条款本应触发最高级别的风险警报。

法律风险防控的被动与滞后

两家企业均在风险爆发后才仓促应对。天齐锂业在投资初期答应诸多限制性条款，导致后续维权举步维艰；安世半导体则未能提前在协议中设置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对东道国法律工具的陌生也加剧了相关风险，如对荷兰政府动用尘封多年的《货物可用性法案》等特殊法律工具的可能性缺乏预案。

三、事前防范：敏感行业的专项风控体系构建

预防远胜于治疗，尤其是在近年风险概率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半导体、新能源、关键矿产等敏感行业更需建立"超常规"的事前风控体系。

出海企业，尤其是敏感行业企业，应在尽职调查的核心环节开展地缘政治压力测试。除传统财务、法律尽调外，敏感行业企业需重点评估：目标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趋势、行业在东道国的战略敏感度、美国及盟友的施压可能性。对锂矿企业而言，需特别关注智利、阿根廷等资源国的"政策突变指数"；对半导体企业，则要建立美欧出口管制联动预警模型。

企业在投资架构设计之初，就需要考虑嵌入风险隔离双保险。在敏感行业应避免单一主体直接持股，可通过新加坡、香港等中立司法区域搭建多层架构；同时引入本地战略投资者，形成利益共同体。

此外，供应链韧性评估与建设应成为出海前的必修课。出海企业应评估关键物料供应安全，建立战略库存体系，提前培育备用供应商并完成认证流程，主动推动供应链“中国+N”的多元化布局。

最后，公司治理与控制权安排则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关键。出海企业在合资公司中应确保股权比例与董事会席位、投票权匹配，在章程中设置保护性条款——天齐案例警示我们，即使持股比例领先，若未在章程中设置"超级多数决"（如涉及控制权变更需90%股权同意）等条款，仍可能失去话语权。同时，完善高管聘任合同，约定争议解决适用第三国法律并提交国际仲裁等安排，也可有效降低企业遇到类似危机的被动性。

四、事中控制：动态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

风险管控不是一次性工作，在2025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下，出海企业的持续监测与动态调整能力更为关键。

建立三级预警指标体系至关重要。一级指标包括东道国大选、产业政策调整、中美关系变化；二级指标涵盖行业协会动向、竞争对手异常行为、媒体舆论导向；三级指标则聚焦企业自身运营中的异常信号，如政府审查频率增加、合作伙伴态度转变等。当任一指标触及阈值，立即启动相应预案。针对敏感行业特点，则设计"股权被托管" "供应链被切断" "法律程序被绕过"等极端情景预案，定期组织“压力测试”和模拟演练，确保团队熟悉应急流程，保障能在事件发生后更迅速地启动法律程序与舆论沟通。

此外，强化本地化深度绑定也是一种风险缓释的有效手段。通过雇用本地员工、使用本地供应商、与本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生态。当企业命运与当地利益紧密相连时，遭遇政治风险的概率往往会降低。

五、事后救济：多层次的法律应对策略

即使准备充分，天齐、安世事件的此类风险仍可能爆发。此时，企业需要采取多层次、组合式的法律应对策略，通常包括：

快速启动本地法律程序

利用东道国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等程序争取权利，哪怕只为争取时间。在安世半导体事件中，中方团队立即在荷兰提起法律程序，虽前景不明，但为其他层面的应对创造了空间。

激活国际法律保护机制

深入研究并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提起国际仲裁。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BITs，这些协定通常提供比东道国法律更高标准的保护。安世半导体母公司闻泰科技已明确表示将启用《中国—荷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寻求救济。

善用我国法律反制工具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了应对外国制裁与“长臂管辖”的法律体系，包括《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在安世事件中，中国商务部依法对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展现了我国法律的威慑力。敏感行业企业应提前研究这些工具的适用条件，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快速沟通机制。

加强供应链快速重组与业务连续性管理

安世中国在事件中迅速宣布库存充足并可保障长期供应，同时启动预案寻找新的晶圆供应商，这也是守住经营基本盘的务实之举。

六、思维升级：敏感行业的战略风控转型

天齐、安世案例警示当代出海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管控需要根本性的思维升级，对敏感行业而言，这种转型更为迫切。

首先，出海企业的法律风控应从成本中心转变为战略引擎。尤其是敏感行业的咨询及法律顾问，不仅要懂合规，更要成为地缘政治分析师与战略参谋，能够预判法律工具武器化的趋势，将风控嵌入投资决策、架构设计、供应链布局等全流程；另一方面，生态化应对的关键则是系统性建立行业风险共享平台。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可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共同监测国际政策动向、共享应对经验、联合开展游说。在资源国政策调整中，行业协同发声比单一企业应对更具影响力；长远来说，培养复合型风控人才是可持续化的保障。培养既懂商业管理，又熟悉国际法与地缘政治，还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团队，是敏感行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与轮岗机制，储备足够的国际化风控力量。

结语

安世与天齐的案例不应仅仅被视为个别企业的挫折，而应成为整个中国出海生态系统的共同教训。2025年的国际局势已经证明，全球供应链的动荡时代已然来临，法律与地缘政治风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商业领域传导。

对半导体、新能源、关键矿产等敏感行业而言，出海已不再是简单的商业扩张，而是需要战略级风控支撑的系统工程。唯有彻底摒弃"纯商业思维"，将风险预测与防控提升到企业战略的核心位置，构建全方位的法律与供应链防线，中国企业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立得住"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