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法院查明，周乙、周丙于2008年11月17日经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载明：“……青浦华浦路268弄某号楼102室产权归女儿周甲所有，现有房屋贷款壹拾贰万元由男方负责归还……”。周乙、周丙离婚后，周甲和周丙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至今。讼争房屋目前登记在周甲及周乙、周丙名下。截止到2010年10月31日，讼争房屋尚有贷款本金人民币109,094.49元。

一审法院认为，周乙、周丙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了讼争房屋归周甲所有，该约定属于周乙、周丙对周甲的赠与行为。赠与行为属于诺成性行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可撤销。本案所涉的赠与行为非属道德义务范畴，故周甲认为周丙的赠与行为不可撤销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周乙、周丙离婚时约定房屋归女儿周甲所有，该行为是赠与行为，且该赠与行为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亦未经公证，故该赠与行为依法可以撤销。现周甲主张转移房屋产权，因周丙为保证其居住权不再愿意履行，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查明，马某1与孟某于1988年10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长女马正方，长子马某2（离婚时未成年）。2014年7月21日，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子马某2由马某1抚养；位于万良镇的门市房和仁义村的个人二层楼房产权都归儿子马某2所有。该协议书中涉及的门市房位于万良镇万福村，产权证号为：万良房权证万FQ字第XXXX号，幢号为3-54-1，所有权登记在马某1名下，并由马某1实际居住。位于万良镇仁义村的二层楼房，现由孟某居住，该楼房已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该房屋因孟某所欠案外人单某债务，2021年7月6日经单某申请，抚松县人民法院对该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

二审法院查明，孟某欠案外人李某、宋某、单某多人债务。孟某因车祸现双腿行动不便。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马某1与孟某离婚时，对子女及财产达成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存在胁迫、欺诈等行为，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应予确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于双方约定将财产赠与婚生子能否反悔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马某1与孟某虽然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及第六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赠与人依然享有对所赠与财产撤销的权利，即任意撤销权及法定撤销权。行使任意撤销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赠与合同尚未履行，赠与合同的物权尚未发生转移；（2）赠与合同不具有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的性质；（3）赠与合同尚未公证。法定撤销权主要针对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产生，从本案看，受赠人马某2未发生以上所列情形，孟某不具备行使法定撤销权的理由。但本案孟某行使任意撤销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反悔赠与的辩解主张予以采信。

由于双方行使的是对房屋的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经过依法登记才能发生物权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案涉房屋中位于万良镇万福村的门市房已登记在马某1名下，虽然未登记在孟某名下，但该房屋依然是双方离婚时的共同财产，现马某1同意将该房屋赠与马某2，孟某负有协助过户登记的义务。孟某居住使用的位于万良镇仁义村的房屋，既没有办理物权登记手续，且孟某不同意将房产赠与马某2，因此马某1要求孟某将该房屋一并过户至马某2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孟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原告马某1将位于抚松县万良镇万福村，产权证号为万良房权证万FQ字第XXXX号，幢号为3-54-1的房屋过户至马某2名下；二、原告马某1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马某1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马某1作为离婚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要求孟某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赠与内容，主体适格。

（二）关于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赠与内容的性质问题。本案中，马某1与孟某离婚协议中约定“位于万良镇的门市房和仁义村的个人二层楼房产权都归儿子马某2所有”，此协议性质究竟属于离婚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单独的民事赠与合同，这是本案定性的关键。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就财产归属、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夫妻离婚时，双方对财产问题所进行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当遵照执行。离婚协议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即双方离婚的意思表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问题、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离婚协议约定房屋赠与子女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的的赠与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本案中，双方在离婚时约定将诉争房产赠与马某2作为离婚给未成年子女马某2的补偿，系双方为了解除婚姻关系而对财产进行的特殊约定，是离婚协议的组成部分，并非单纯的民事赠与合同，现马某1与孟某的夫妻关系已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也已履行，故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的内容对马某1与孟某也当然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案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内容能否任意撤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房产份额行为是建立在解除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身份关系的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因此不能任意撤销。一审法院认定孟某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案涉房屋现能否交付及实际过户至马某2名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位于万良镇仁义村的房屋，现无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并被法院予以查封，无法出租、出售及转让。马某1上诉要求上述房屋过户至马某2名下的诉请，无法实现。另外，子女赡养父母不仅是德之根本，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孟某现居住于万良镇仁义村的房屋，且因车祸双腿行动不便，经济状况显著恶化。马某2作为孟某的子女，现已成年，有赡养扶助父母的道德及法律义务，为弘扬民法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目的及维护和谐稳定的母子关系，对马某1上诉要求孟某交付及实际过户至马某2名下的主张，无论从法律上、事实上、情理上均不具备履行条件，本院不予支持。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于某某与倪某华与陆某银于2007年7月3日登记结婚，2008年11月婚生子倪陆某某出生，2010年4月30日双方协议离婚。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财产处理约定，“双方有夫妻共同财产座落在上海市松江区茸龙路257弄大江苑602室商品房一套，现协商归男方和儿子各半，男方须于离婚后一周内在房产证上加上儿子倪陆某某的名字”。

2010年6月3日，倪陆某某诉至法院，后与陆某银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一、陆某银和倪陆某某于2010年8月3日之前一起去办理将倪陆某某名字加入产权证的手续；办理此手续产生的费用各半承担；二、倪陆某某自愿撤诉；……”。

2012年5月11日，倪某华与陆某银重新登记结婚。2016年11月16日，倪某华与陆某银达成离婚协议。该协议载明，“双方于2016年11月16日离婚，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男孩倪陆某某归女方抚养，由原告男方支付抚养费壹仟元。2、男方所拥有的房产证加上倪陆某某名字，双方于一个月内去办理。3、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叁万元整，三个月内付清”。2016年11月17日，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

上海市松江区茸龙路257弄11号602室房屋系陆某银于2005年购买，现登记在陆某银一人名下。

一审法院判决：陆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倪陆某某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上海市松江区茸龙路×   ×弄× ×号× ×室房屋登记为倪陆某某、陆某某共同共有，其中倪陆某某、陆某某各占有50％的份额。

陆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变更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16349号民事判决主文为，陆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倪陆某某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上海市松江区茸龙路× ×弄× ×号× ×室房屋登记为倪陆某某、陆某某按份共有，其中倪陆某某、陆某某各享有50％的份额。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陆某某与倪某某达成的离婚协议涉及多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互为前提，构成一个整体，其中关于诉争房屋的处理又构成向倪陆某某履行的第三人条款。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该第三人条款并非在陆某某与倪陆某某之间形成赠与合同关系，而属于利他合同的范畴，因此，陆某某所谓在诉争房屋权利转移前可任意撤销赠与的主张，不能成立。倪陆某某作为离婚协议利他条款的利益第三人，有权依据离婚协议的约定要求陆某某履行相应义务，即陆某某应当配合倪陆某某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诉争房屋登记为倪陆某某、陆某某按份共有，双方各享有50％的份额。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法院查明，××××年××月××日，原告董某、被告陈某双方在青山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生育一女董陈某。2013年2月25日，双方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孩子由陈某抚养，董某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支付至孩子大学毕业。位于武昌区丽华苑花园4栋2单元10层6号的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约定归女儿所有，并过户到其名下。房屋在孩子18周岁前用于出租，其收益用于孩子其他收支。双方无债权债务。2014年6月30日，原、被告又签订协议书，载明：房屋为双方所有，因需买卖，董某全权委托陈某负责。买卖所得房款人民币57万元，董某分得人民币28.5万元。2014年7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离婚变更协议书》，约定载明：“1、子女抚养：婚生女董陈某由女方抚养，男方探视权自由，男方每月支付人民币1000元抚养费给女方，此款抚养费付至董陈某年满十八周岁止。2、原离婚协议书中对坐落于武昌区丽华苑花园4栋2单元10层6号的一套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武房权证昌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武昌国用（商xxx）第xxx号】由女儿董陈某所有更改为归女方陈某一人所有，其他内容不变。”该变更协议书于2014年7月4日经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公证生效。

本院认为，武昌区丽华苑花园4栋2单元10层6号房屋原系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协议离婚时约定将该房屋赠与婚生女。后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约定该房屋由原被告双方共有，并将房屋进行买卖，房款两人各分一半。上述行为表明原被告双方撤销了对婚生女的房屋赠与，且达成了双方自愿出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为方便房屋买卖交易，到公证处办理了房屋变更公证，变更为房屋归被告陈某所有。房屋买卖后，原告已分得首付款10.5万元，同时被告承诺收到余下36万元房款后，向原告支付18万元。现被告收到卖房款后未依约支付。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18万元房款及其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于某某与高某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称：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2015年10月12日，原告杨某与被告杨某某的母亲徐某某在伊春市友好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由徐某某抚养，杨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00元；位于嘉航小区90号楼3单元X室79.78平方米房屋归女儿杨某某所有，聚福园屋内东西（财产）归杨某某所有；2016年1月18日，原告杨某诉至法院，提出离婚之初，幻想能与被告母亲徐某某恢复婚姻关系。但在2015年12月6日原告父母去看原告女儿杨某某时被徐某某姐妹三人打伤住院治疗，被告及其监护人还到医院让原告父母搬出赠与房屋，因该房屋系原告父母赠与原告个人的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撤销原告对被告杨某某房屋的赠与行为。被告法定代理人徐某某提出，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孩子由其抚养，原告每月负担子女抚育费1，000.00元；双方协商将婚后共同购买的嘉航小区90号楼3单元X室房屋赠与女儿杨某某所有，原告是清醒的、自愿的，现在原告要求撤销赠与无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争议房屋系原告父母出资购买的平房置换而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故本案争议房屋应认定为原告个人财产。原告在与被告母亲办理离婚时，协议将其个人所有的财产赠与婚生女被告杨惠惜所有，庭审中，经询问系原告真实意思，且该赠与条款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对赠与予以反悔，请求撤销赠与，从原告提交的离婚协议书看，内容明确，意思清晰，原告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知道签署离婚协议书将房屋赠与被告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主张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杨某要求撤销离婚时赠与被上诉人杨某某的房屋行为是否应予支持。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杨某某之母徐某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将争议房屋赠与其子女杨惠惜。该离婚协议所涉及的赠与条款，与解除婚姻关系密不可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现上诉人杨某以其父母探望被上诉人杨惠某某时，遭徐某某姐妹三人打伤住院治疗和被上诉人及其母到医院让上诉人的父母搬出赠与房屋为由撤销赠与，法律依据不足。故对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再审法院认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所涉及的赠与条款，与解除婚姻关系密不可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如果不能举证签订协议时有欺诈胁迫的情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此项规定在于撤销权的任意性，即不需要任何理由，在赠与物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以撤销，而婚姻法上述规定则强调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法律约束力，不可擅自变更或撤销。以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对抗任意撤销权的任意性。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这类纠纷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本案中诉争房产是当事人离婚协议约定处分的一部分，故该房产不能脱离婚姻法的特别规定而单独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且杨震未证明离婚协议在订立时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二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2007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将307房（登记在何婉芸、谢广开、谢日进名下，由三人共同所有，至今已经全部还清贷款）、504房（使用权人为谢广开）归谢日进（8岁）所有。另查，原被告原为夫妻关系，现已离婚，第三人系原被告的婚生子。

一审法院认为，何婉芸、谢广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将307房、504房归谢日进所有，该条款实际上是赠与条款，即将何婉芸、谢广开、谢日进共同所有的307房及谢广开对504房使用权赠与给谢日进。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因谢日进并未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该赠与，故该赠与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因何婉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谢日进存在上述法定撤销权的情形，故对于何婉芸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将位于越秀区东景街××房和位于白云区××房赠与给谢日进的赠与条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该赠与行为发生在受赠人即谢日进（当时年满8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阶段，该赠与行为是否需要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视为受赠人予以接受，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赠与行为为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且该赠与并未附随相关义务，故不必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同意，受赠人即谢日进视为接受该赠与。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何婉芸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争议的焦点是：何婉芸主张撤销其对307房屋和504房屋的产权份额赠与给谢日进的约定应否支持的问题。何婉芸称其离婚前与谢广开夫妻关系恶化，其觉得只要能离婚，房屋留给儿子其就同意，谢广开也表示其与何婉芸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赠与房屋给谢日进是为了保护孩子，考虑到对儿子的成长有一个保障。可见，何婉芸与谢广开签订上述协议时约定将对307房和504房产权或者使用权份额赠与给谢日进是为了离婚而出具，故本院认为该约定是何婉芸因离婚而履行道德义务对其儿子即谢日进所作出的赠与承诺。现何婉芸已与谢广开于2007年7月10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在此情况下，其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有关赠与内容的约定，显然与其原赠与目的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何婉芸不具有任意撤销赠与的权利，且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谢日进不接受赠与或者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何婉芸的诉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何婉芸上诉主张撤销其对307房屋和504房屋的产权份额赠与给谢日进的约定，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婉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根据何婉云的再审申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婉芸能否对涉案赠与行使任意撤销权。何婉芸与谢广开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将涉案房屋赠与儿子谢日进，何婉芸于诉讼过程中表示，提出只要能离婚及将房屋留给谢日进即同意，谢广开也表示为保障谢日进的成长同意赠与，即双方将各自房产份额赠与谢日进是为达成离婚的一致意见，以及离婚后为儿子的生活提供保障，二审法院认定该赠与约定系履行道德义务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何婉芸对涉案房产的赠与不具有任意撤销的权利，二审法院未支持其行使撤销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基本事实

裁判观点

王玉梅与吴洪军原系夫妻，双方生有一子吴×1、一女吴×2。二人于2007年7月25日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园×号楼1102号住房一套归吴×1所有（现王玉梅没有住所，王玉梅可以在上述住房内居住，直到吴×2与吴×1独立生活为止）。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小区×号楼×单元501号住房一套归吴×2所有。”

审理中，王玉梅提交了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园×号楼1102号住房一套归吴洪军所有（现王玉梅没有住所，王玉梅可以在上述住房内居住，直到吴×2与吴×1独立生活为止）。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小区×号楼×单元501号住房一套归吴洪军所有。”。该协议下方有手写文字：“此离婚协议书只用于光大银行办理吴洪军抵房助业贷款事宜，不做其他用途，贷款还清即终止，与双方在2007.7.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不冲突，并且不据有法律效力，特此说明。徐×证人2013年12月26日”。王玉梅表示徐×系吴洪军开设公司的员工，双方签订2013年12月26日的协议时，徐×作为证人曾写了前述文字，但现已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徐×亦不能到庭说明情况。

吴洪军提交了与前述2013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容一致的协议，吴洪军表示其提交的该份协议系二人在光大银行备案的协议，该协议中没有王玉梅提交的协议中徐×的手写文字。王玉梅表示在光大银行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没有徐×的手写文字。

经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园×号楼1102号的房屋和北京市昌平区宏华×小区×号楼×单元501号的房屋一直登记在吴洪军名下。

经询，北京市昌平区宏华×小区×号楼×单元501号房屋即为王玉梅与吴洪军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小区×号楼×单元501号房屋。

吴洪军提交的2013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有“见证签字：王×，张×，光大银行王×电话：159XXXXXXXX”的字样。2014年1月15日，吴洪军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的《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作为贷款人同意给予借款人吴洪军助业房抵快贷贷款授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920万元，采用抵押担保方式，抵押物品清单中房产抵押一为朝阳区太阳宫×园×号楼×层1102，房产抵押三为昌平区×区×号楼×层×单元501。

一审法院认为，王玉梅与吴洪军于2007年7月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二人在离婚时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达成的一致意见。王玉梅与吴洪军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实为双方对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重新达成的协议，现王玉梅主张该《离婚协议书》无效，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判决：驳回王玉梅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玉梅与吴洪军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对其效力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王玉梅与吴洪军于2007年7月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二人在离婚时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达成的一致意见，协议中明确表示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园×号楼1102号房屋赠与吴×1、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小区×号楼×单元501号房屋赠与吴×2，上述赠与是为了子女今后的抚养而形成的共同处分财产之合意，吴×1、吴×2据此有获得上述房屋的权利，该约定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即便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亦不得随意撤销；其次，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将财产进行了分割之后，事隔六年，在吴洪军已再婚多年的情况下，再次签订离婚协议书，不具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关系基础，其对上述房屋归属进行调整，亦与情理不符；再次，就此离婚协议书的签订目的与用途，王玉梅表示是为了吴洪军办理助业贷款用，并非出于重新分割原夫妻共同财产的真实意愿，该主张与协议书中“此离婚协议书只用于光大银行办理吴洪军抵房助业贷款事宜，不做其他用途，贷款还清即终止，与双方在2007.7.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不冲突，并且不据有法律效力，徐×见证”，“见证签字：王×，张勀湖，光大银行王×电话：159XXXXXXXX”的记载相印证，与2014年1月15日吴洪军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签订《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以上述二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申请了920万元贷款的事实相对应，本院予以采信；最后，本案涉诉房产的物权虽尚未转移，但双方在明知相关房产已经在离婚时分割完毕的情况下，重新签订离婚协议书，改变房产归属约定的行为，一方面损害子女吴×1、吴×2依据在先协议获得房产之利益，另一方面对于贷款人的合法权益亦构成威胁，可以认定双方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故本院认为，王玉梅与吴洪军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应属无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

吴洪军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再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07年7月25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赠予子女是一种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的的赠予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有别于普通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予。双方婚姻关系因2007年的离婚协议得以解除，应当视为赠予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赠予行为不能随意撤销，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离婚协议对房屋所做的再处置是无效的。申请人吴洪军要求维持一审判决的再审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提供的2013年的离婚协议是伪造，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虚构房屋所有权转移的事实，骗取银行贷款，二审判决认定双方恶意串通，并无不当。申请人吴洪军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