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护照通过对运动员的部分生物指标进行长期监控，由ADAMS的应用程序对生物指标的异常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再由生物护照专家小组对这些数据和统计分析结果，特别是这种变化与比赛之间关系等进行评估，并考虑运动员提供的生理或医学情况的解释。专家小组如果认为异常值非常可能是由于使用兴奋剂导致的，即使无法确定导致生物护照阳性使用的具体禁用物质，也可以间接地得出运动员高度疑似使用兴奋剂的结论，并提交生物护照结果管理部门。运动员生物护照目前由两个模块组成：血液模块和类固醇模块。血液模块的目的在于发现是否使用了增强氧气运输能力的血液兴奋剂，包括使用红细胞生成促进剂及任何形式的输血或血液操纵等；类固醇模块的目的在于发现外源性施用内源性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及其他蛋白同化制剂[1]。本文主要介绍西班牙运动员Ibai Salas在西班牙体育行政法庭、国际体育仲裁院（以下称“CAS”）以及西班牙中央法院的审理等分析反兴奋剂案件中的管辖、举证责任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等的适用。

一、Ibai Salas案件的背景介绍

Ibai Salas（以下称“运动员”或“Ibai Salas”）是西班牙布尔格斯-BH车队的车手，其2017年1月25日至8月3日期间提供的6份生物护照血样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巴塞罗那反兴奋剂实验室进行了检测。运动员生物护照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波动，随后该检测数据等被提交给由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的由血液学、运动医学以及运动生理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的生物护照专家小组（以下称“专家小组”），专家小组认为“样本 1 两个参数（网织红细胞的下限，Off-score的上限）和样本 4 三个参数（网织红的上限，血红蛋白的下限，Off-score的下限）超出个人的正常范围，每个不正常参数的特异性为99.0%。而血红蛋白浓度，网织红和Off-score 序列不正常的特异性超过99.9%。”样本1和样本4对的特异性为99.0%。血红蛋白浓度、网织红细胞和OFF Scores均为异常，且特异性高于99.9%。[2]”“运动员极有可能使用了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该生物护照异常不太可能是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针对生物护照异常，运动员提供了相关解释，包括暴露于低氧环境以及曾接触过一名患有传染病的病人等，并对样本3、5和6的监管链完整性提出质疑。但专家小组认为这些数值“高度异常”“表明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很大”， Ibai Salas提供了“不可信的生理或病理上的理由来解释这种异常”。

2018年10月3日，西班牙国家反兴奋剂组织西班牙体育健康保护机构（以下称“AEPSAD”）决定对运动员处以四年禁赛和3001欧元的罚款。

2019年2月8日，Ibai Salas在西班牙体育行政法院(以下称“TAD”)的上诉中获得支持，TAD认为生物护照虽然可以作为实施兴奋剂调查的理由“以收集证明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证据”，但异常值本身不能作为兴奋剂违规调查的结果，基于生物护照并不具有“推定力或真实性，或任何事实性，甚至不构成能够排除被指控者享有的无罪推定的法律推定（iuris tantum）”，认定生物护照“不足以证明实施了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而宣告Ibai Salas无罪。

2019年2月18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下称“WADA”）要求AEPSAD提供TAD的相关案件卷宗，以审查其向CAS提起上诉的可能性。AEPSAD以数据保护和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案卷材料，并建议WADA直接向TAD索取。

2019年3月8日，WADA要求TAD提供案卷，2019年3月22日TAD也拒绝向WADA提供案卷。2019年4月12日，WADA针对运动员和AEPSAD向CAS提起上诉。

2019年4月13日，运动员针对TAD的决定向西班牙行政中央行政法院（以下称“JCCA”）提起上诉，并将TAD列为被上诉人。

2019年4月22日，WADA针对TAD的决定向JCCA提起上诉，并将TAD列为唯一被上诉人。随后，运动员以及AEPSAD要求成为该程序的当事方，并被JCCA接受，但之后AEPSAD最终决定退出本案。

二、Ibai Salas案件在CAS阶段（CAS2019/A/6226）的概要[3]

本案在CAS阶段的主要争议焦点为，CAS是否对本案有管辖权，生物护照案件的举证责任以及该运动员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

1. CAS的管辖权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以下称“2015版条例”） 第13.2.3条规定，针对国内上诉机构（例如TAD）作出的决定，WADA有权向CAS上诉。而本案所适用的西班牙反兴奋剂法中援引了前述仲裁条款。《CAS规则》第R47条明确规定，在体育运动中，同意可以基于适用法规中的仲裁条款。此外，CAS的判例和瑞士联邦法庭的判例已经确立，可以通过援引的方式来接受仲裁条款，仲裁条款不必完整地规定在适用的规则中。运动员主张该条规定仅仅赋予WADA而非运动员对TAD的决定上诉至CAS的权利，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的平等原则。但仲裁小组认为，前述所谓不对等性只允许运动员抗辩其也有权像WADA一样，根据该规定就TAD的决定向CAS提起上诉；但不得据此主张仲裁条款无效，或者阻止WADA向CAS提起上诉。

2. 生物护照案件的举证责任

TAD认为运动员生物护照的结果本身并不构成违规；相反，它只是一个“额外的证明方法”来证明运动员使用了禁用物质或方法,即运动员生物护照是不可靠的证据，需要额外佐证才能证明存在兴奋剂违规。在TAD看来，本案中AEPSAD没有发现佐证证据；他们没有进行调查来发现这些证据，而是要求运动员提供事实、文件、报告和分析来解释在生物护照中的异常值，因此错误地让运动员承担证明自己清白的举证责任，这违反了西班牙宪法的第24条规定的“无罪推定…是每个人的权利”。

仲裁小组认为，TAD低估了运动员生物护照的可靠性。仲裁小组承认，根据2015版条例，运动员生物护照是一种证明血液兴奋剂的方法，其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兴奋剂违规行为。但是，运动员生物护照的数据是证明兴奋剂违规的可靠和公认的证据。因此，若仲裁小组确信异常值是由“兴奋剂”引起的，就可以确认存在兴奋剂违规，即便没有确定血液操纵的具体原因。当这些异常值发生在该运动员可能从血液兴奋剂中受益的时候（即，如果血液异常值的水平与运动员的比赛日程相对应时)，则从异常的血液参数中得出的推论将被加强。

仲裁小组认为，运动员生物护照只反映出存在血液操纵行为，而未反映血液兴奋剂的确切类型这一事实并不违反合法性原则或任何其他基本原则。

3. 运动员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

运动员提到，其2017年1月25日采集的样本1没有超出普通人的参考范围，因此不算异常。仲裁小组指出，生物护照所使用的参考范围不是普通人的参考范围，且样本1超出了运动员在6个月期间所确定的个人参考值的范围。而样本的评估对照运动员的个人参考值，这远比普通人的参考值范围甚至不同分级的参考值范围更为精确和确凿。

运动员声称他在2017年1月14日到20日在海拔1246米处度过，而他于更长一段时间使用了低氧设备并每晚都将海拔高度设定在2200米处，直至2017年1月24日，即样本1取样的前一天。专家小组认为，即便在此情况下，运动员的生物护照显示的OFF-score数值太反常了，极其不可能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

运动员辩称，其样本4中的网织红细胞计数受到了血浆容量变化的影响，专家小组认为“（网织红细胞百分比）是一项十分可靠的参数，因为它不受人工血液稀释的影响……作弊的运动员无法掩盖血液兴奋剂导致的（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的增加”。运动员也辩称，样本4的质量控制是用受污染的样本进行的，可能会影响分析。但专家小组指出“……与ABP相关的标记物在样本中是非常正常的(血红蛋白浓度15.54 g/dl，网织红细胞1.23%)，绝不存在病状”。

此外，仲裁小组认为不存在运动员辩称的样本3、5、6的监管链的记录缺失的情况。

据此，仲裁小组考虑到（i）运动员ABP中检测到的数值存在高度的异常，意味着其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很大；（ii）不存在相矛盾的证据（即运动员未提供任何可信的、生理或病理的原因或条件来解释运动员生物护照数值异常）；（iii）检查时间与他的比赛有关，仲裁小组舒服满意地相信数值异常是因为使用兴奋剂而造成的。因此，仲裁小组认为运动员违反了西班牙反兴奋剂法第22.1(b)条。

4. 仲裁结果

CAS支持了WADA2019年3月27日的上诉主张，认定运动员构成兴奋剂违规。对运动员处以四年禁赛，禁赛期从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运动员从2017年1月25日起直到其禁赛期起算之时的所有比赛结果被取消，并没收奖牌、积分和奖项。

三、Ibai Salas案件在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的上诉

2020年10月20日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指控，无法用尽无罪推定”，生物护照异常虽然可以作为实施进一步调查的依据，“以收集证据证明违反反兴奋剂规则”，但是异常值本身不能作为认定兴奋剂违规的调查结果，“无罪推定适用于行政处罚中，因此，行使处罚权的行政部门有责任证明被处罚的事实和被处罚的违法行为存在”，而本案不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检测到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就直接报告兴奋剂违规。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生物护照不是判定兴奋剂违规的有效方法并同意宣告Ibai Salas无罪[4]。

四、本案的法律分析

1. 案件的管辖

本案中，“关于保护运动员健康和打击在体育活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规定”（《西班牙反兴奋剂条例》）中包含了CAS仲裁条款，该条款参照了2015版条例中的仲裁条款。《西班牙反兴奋剂条例》第 40.6 条赋予WADA对 TAD的决定向 CAS 提出上诉的权利，而2015版条例第 13.2.3 条明确规定，WADA有权就国家级上诉机构的决定向CAS提起上诉。本案运动员在申请和获得国家一级的比赛许可时，同意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的第40.6条和2015版条例的第13.2.3条。2021版条例同样赋予了CAS对于国际级运动员和国际级赛事上诉的唯一管辖权。第13.2.1条规定，因参加国际赛事而产生的案件会涉及国际级运动员的案件，对其决定只能向CAS提起上诉；同时，也保留了2015版条例第13.2.3条的规定，赋予了WADA、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和相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权对国家级上诉机构的决定向CAS提起上诉的权利相对于2015版条例，2021版条例在第13.2.2条中增加了，对于非国际级运动员且非因参加国际级赛事而产生的案件，如果不存在第13.2.2条[5]中规定的上诉机构或该上诉机构不可用，则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有权向CAS提起上诉。

作为一般仲裁案件，仲裁机构受理相关案件的前提是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条款的约定，但国际体育仲裁案件与商事仲裁案件的区别是，国际体育仲裁案件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往往是运动员，而另一方当事人可能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以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等（以下合称“机构主体”），各方当事人之间很难想象为商事仲裁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平等关系，机构主体会在其条例、规则、通知等中单方规定争议解决方式，而运动员作为被管理对象、会员等被动地接受该争议解决方式。针对该单方规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78条 (1)款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或者其他可以书面证明的方式订立的，该协议有效。第178条 (4)款规定，本章规定类推适用单方法律行为或者团体章程中规定的仲裁条款。即无论达成仲裁协议还是单方法律行为或是章程等规定了仲裁条款均认定仲裁约定成立。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将职业体育中产生的争端，特别是涉及国际层面的争端提交一个能够迅速和经济地进行裁决的专门机构显然是符合其利益的。它认为，各国举办的高水平的国际体育赛事是由设在不同国家的组织举办的，而且这些赛事往往是向全世界的运动员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诉诸于一个单一的、专门的国际仲裁庭有利于某种程序上的便利、统一性并加强法律确定性。[6]

本案运动员还曾主张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3.2.3条规定仅仅赋予WADA而非运动员对TAD的决定上诉至CAS的权利，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的平等原则。但仲裁小组认为，该不对等性只允许运动员抗辩其也有权像WADA一样，就TAD的决定向CAS上诉。但不得据此主张仲裁条款无效，或者阻止WADA向CAS提起上诉。

2. 关于反兴奋剂案件中“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在反兴奋剂案件中的适用一直存在争议。德国籍速滑运动员 Claudia Pechstein在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案中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7]的适用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关于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指控不属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关于公平审判权意义上的 “刑事指控”，针对Pechstein提出的无罪推定理论，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无罪推定属于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处罚的法律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处罚，因此，在认定兴奋剂违规时，《欧洲人权公约》的所有规定并不需要完全严格适用，例如：无罪推定、辩护权等。

本案中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正式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宣告Ibai Salas无罪。但本案仲裁小组认为，对运动员针对其生物护照的异常值提供解释的要求，并不构成有罪推定或转移举证责任；根据2015版条例第3.1条[8]，反兴奋剂机构仍继续有责任证明运动员生物护照中的异常值是由“兴奋剂”而非运动员提出的任何假设引起的。这完全符合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

3. 关于生物护照案件运动员的举证责任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以下称“2021版条例”）第2.2条的释义规定，任何可靠的方法都可以用于证明使用或企图使用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与第2.1条认定兴奋剂违规所需的证据不同，使用或企图使用还可以通过其他可靠的方法加以证明，例如运动员的自认、证人证言、书面证据、从纵向档案中得出结论，包括作为运动员生物护照的一部分收集的证据，会不能完全满足第2.1条规定的证明“存在”禁用物质的所有要求的其他检测数据。

最后本案仲裁小组“考虑到：(i)该运动员的生物护照检测值非常异常，表明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很高；(ii)不存在任何矛盾的证据（即该运动员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生理的或病理的理由或条件来解释反兴奋剂检测值的异常情况）；(iii)检测的时间与其比赛的时间相关，因此可以确信异常值是由血液中使用兴奋剂的情况造成的。仲裁小组认定该运动员违反了《西班牙反兴奋剂条例》第 22.1(b)条。”[9]

在生物护照案件处理过程中，专家组认定运动员高度疑似使用兴奋剂之后，结果管理机构将提供给运动员一次解释的机会，此时，运动员需回忆在专家组认定生物护照异常期间的所有可能导致生物护照指标异常的情况，该期间的长短，需要根据专家组的认定异常样本的期间来确定，可能是几个月也有可能是数年，所以在提供解释的举证方面运动员难度增加，但该解释的机会非常重要，如果专家组接受了运动员的解释，则该案件将终结，即运动员这次不被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而一旦专家组不接受运动员的解释则该运动员将被认定为生物护照阳性，构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2条规定的兴奋剂违规。我们查询了截止目前CAS公布的所有ABP案例，虽然运动员在CAS阶段针对ABP异常提供了多种解释，但尚无一种解释被CAS采纳，也即在CAS已公开的ABP案件中我们还未找到推翻兴奋剂违规的案件。

站在反兴奋剂的角度而言，生物护照确实有利于加强对使用兴奋剂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纯洁体育；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人类对于人体的奥秘以及许多生理现象现在还并不完全彻底了解，也很难提供确切的解释。

4. 生物护照案件被处以四年禁赛期的依据

生物护照阳性无法准确确定运动员使用的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关于本文中探讨的血液生物护照阳性，对比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国际标准禁用清单（以下称“禁用清单”），血液兴奋剂只有可能使用了禁用物质S2 中的促红素类以及影响红细胞生成的制剂，或者禁用方法中的M1 篡改血液和血液成分。根据禁用清单，S2 为非特定物质，2021版条例第4.2.2 条规定，为适用第10条，除《禁用清单》中明确列出以外，所有禁用物质都为特定物质。除非在《禁用请单》上明确规定为特定方法，否则任何禁用方法不属于特定方法。为此，血液生物护照阳性应当被视为非特定物质或非特定方法，而根据2021版条例第10.2.1条规定：“如果出现下列情况，禁赛期为四年：10.2.1.1 兴奋剂违规涉及非特定物质或非特定方法，除非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能够证实该兴奋剂违规不是故意行为。”因此，除非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能够证实该兴奋剂违规不是故意行为，血液生物护照阳性的禁赛期为四年。

5. 关于国内法院判决与国际仲裁裁决结果不一致时，如何执行

CAS的裁决书中记载，2019年4月13日运动员针对TAD的决定向西班牙行政中央行政法院提起上诉，并将西班牙体育行政法院列为被告。而WADA也在于2019年3月27日向CAS提起上诉之后，于2019年4月22日针对本案向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提起上诉。CAS裁决书中解释，WADA有权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条例》第13.2.3条对被上诉的决定提出上诉，该条已被纳入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的第40.6条，认定CAS对本案有管辖权。但关于为何WADA也向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上诉，是否也认定西班牙中央行政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问题，鉴于我们对于西班牙的法律体系以及WADA上诉的原因并不了解，不能妄加揣测。

但是，欧洲法院第四法庭曾在2020年12月16日就国际滑冰联合会针对欧洲联盟委员会认定其资格规则起诉的T931/18号案件中提到，虽然本案的仲裁规则中确实不允许滑冰运动员通过向国家法院提起诉讼以撤销《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1）的限制竞争的决定，但事实是，如果滑冰运动员愿意，他可以向国家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此情况下，国家法院受CAS对于限制竞争的决定是否符合欧盟竞争法的评估的约束。[10]虽然T931/18号案件并非兴奋剂类案件，但如同Pechstein可以向德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在章程或规则中规定针对兴奋剂违规的决定只能向CAS提起仲裁，欧洲运动员是否也可以适用《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的规定以限制竞争等为由针对兴奋剂违规的决定向其国家法院上诉呢？

另外，在Ibai Salas一案中还需要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针对同一案件国内法院与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的决定完全不同，此时，该执行哪一个决定呢？在上述国际滑冰联合会针对欧洲联盟委员会认定其资格规则起诉的T931/18号中，欧洲法院也未对该问题做出解释。

此外，根据2021年2月2日的新闻，西班牙奥委会称，西班牙体育将进行全面改革，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将是取消体育行政法院在兴奋剂处理过程中的作用，该法院以前曾推翻了一些决议。其中包括“波多黎各行动”的案件。根据新的法律，一个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将专门处理制裁和上诉[11]。该决定是否跟本案以及2021年1月20日西班牙体育行政法院裁定使用兴奋剂有关的信息应当归类为健康数据，使用兴奋剂而接受调查的西班牙运动员的身份可能会受到保护[12]等一系列与WADA步调不一致的决定有关，我们尚无法推测。

注释：

[1]https://www.wada-ama.org/en/questions-answers/athlete-biological-passport#item-436

[2] 2020年8月4日，CAS针对WADA诉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SAHPS）以及 Ibai Salas Zorrozua一案裁决书第12段。

[3] 2020年8月4日，CAS针对WADA诉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SAHPS）以及 Ibai Salas Zorrozua一案裁决书归纳。

[4] https://iusport.com/art/114231/el-juez-falla-a-favor-del-tad-frente-a-la-ama-y-la-aepsad-en-el-caso-ibai-salas

[5] 2021版条例第13.2.2条：在不适用条款13.2.1的情况下，可以依照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制定的规则，对该决定向上诉机构提起上诉。此类上诉规则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及时召开听证会；公平、公证、运行独立和机构独立的听证小组；当事人自费聘请辩护人代表自己出席听证会的权利；和及时的、书面的和论述相近的决定。如果上诉时上述机构不存在、不可用，则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有权向CAS提起上诉。

[6] 欧洲人权法院，2018年10月2日， Mutu与 Pechstein v. Switzerl（申请号40575/10 及67474/10) 第98段。

[7]《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

1、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对某人确定任何形式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2、 凡受刑事犯罪指控者在未经依法证明为有罪之前，应当推定为无罪。

3、 凡受刑事方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a) 以他所了解的语言立即详细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b) 应当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辩护作准备；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为其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费用的，则基于公平利益考虑，应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d) 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具有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e) 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8] 2015条例第3.1条：反兴奋剂组织对发生的兴奋剂违规负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为，反兴奋剂组织关于兴奋剂违规能否举出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据，使听证委员会据此深刻地认识到该案件的严重性，并认可其违法性。所有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均高于优势证据的标准，但低于无合理怀疑的程度。条例规定受到兴奋剂违规指控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就其抗辩或提供的具体事实或情况进行举证时，其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据的标准。

[9] 2020年8月4日，CAS针对WADA诉西班牙反兴奋剂机构（SAHPS）与 Ibai Salas Zorrozua一案裁决书第176段。

[10]《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不包括第81条）

禁止以下与内部市场不相容的行为：

企业之间的一切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和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一致做法，目的或效果是为了防止、限制或扭曲内部市场的竞争，尤其是：

（a） 直接或间接确定买卖价格或任何其他交易条件；

（b） 限制或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开发或投资；

（c） 共享市场或供应来源；

（d） 对与其他交易方的等价交易适用不同的条件，使其处于竞争劣势；

（e） 订立合同时，其他当事人应当接受补充义务，而补充义务的性质或者商业习惯与合同标的无关。

2. 根据本条款所禁止的任何协议或决定应自动失效。

3. 但在下列情况下，可宣布本条第1款的规定不适用：

-企业之间的任何协议或协议类别；

-企业协会的任何决定或决定类别；

-任何一致行动或一致行动的类别；

其有助于改进货物生产或分销，或促进技术或经济进步，同时允许消费者公平地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但并不：

（a）对有关企业施加对实现这些目标并非必不可少的限制；

（b）使得此类企业有可能消除有关大部分产品的竞争。

[11] https://www.insidethegames.biz/articles/1103739/spanish-sport-reforms-approved

[12]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doping-spain/spanish-anti-doping-agency-loses-appeal-in-data-protection-dispute-idUSKBN29P1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