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ADA审查报告及该报告中所提及的“证人A”的情况简介
（一）WADA审查报告的内容简介
1.背景介绍
2017年6月9日，在对耐克俄勒冈项目（NOP）进行调查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指控Alberto Salazar（Salazar先生）和Jeffrey Brown 医生（Brown医生）涉嫌在2009年至2017年间发生多项兴奋剂违规。
USADA的调查是由一名合作证人（后被WADA称为“证人A”，即Steve Magness）引发的，他在2011年11月接受Brown医生（由Salazar先生组织） “超过规定限量”的左旋肉碱注射后，于2012年12月10日向USADA报告了该事件，且向USADA提供了协助以调查该事件。
根据相关裁决，该证人A在大学时是一名竞技跑步运动员，大学毕业后，他于2011年被Salazar聘用，担任NOP的助理教练直至2012年5月。在NOP期间，他是美国田径协会（USATF）的参赛会员，并在NOP期间报名参加了2011年10月22日举行的USATF俄勒冈州越野锦标赛，以及虽报名但未参加2011年12月10日举行的USATF俱乐部全国越野锦标赛的公开组比赛。在NOP工作期间他没有接受过反兴奋剂的信息或教育，也没有接受过USADA的检查。在2011年11月28日左旋肉碱输液完成后，他没有参加任何比赛。在为NOP工作期间，证人A在电子邮件中称自己是“与Alberto Salazar一起担任耐克NOP的教练”。
USADA将该案件主要集中在一项指控上，即Brown医生在Salazar先生的指示下，对NOP运动员进行了超过规定限量的左旋肉碱注射。
美国仲裁协会（AAA）小组分别于2019年9月和10月裁定Alberto Salazar和Jeffrey Brown构成了一系列兴奋剂违规，包括超过规定限量注射左旋肉碱（L-carnitine）以及交易（由Salazar实施）或共谋交易睾酮（由Brown实施），以及篡改兴奋剂管制程序。证人A提供了相关信息以协助调查。
AAA小组认定，除证人A外，没有其他人接受过超过规定限量的左旋肉碱输液，也没有因此而对任何NOP运动员采取过行动。因此，USADA告知WADA，鉴于AAA的这一认定，它不会因NOP运动员接受Brown医生的左旋肉碱注射而对任何NOP运动员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情报和调查部启动对USADA就NOP开展的调查实施审查，以确保USADA在调查过程中已经用尽所有可能的调查途径，并且除了Salazar先生、Brown医生和证人A之外，没有其他运动员或运动员辅助人员构成兴奋剂违规。
针对AAA做出的裁决，所有各方当事人都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提起了上诉。 2021年9月，CAS维持了AAA的决定，Salazar先生和Brown医生被处以四年禁赛处罚。
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证人A究竟是否是受条例约束的运动员。在USADA的调查过程中，证人A有时似乎不清楚他是否是条例规定的运动员。
根据当时适用的2009年条例中对运动员的定义，因证人A报名并参加了由USATF批准的赛事，证人A被认定为条例中规定的运动员。
证人A接受了“禁用方法”的左旋肉碱超限量输液，这一点没有争议，因为2011年11月28日Brown医生为证人A输液1000毫升，超过了50毫升（或目前的上限100毫升）的限制，CAS仲裁小组认定这是一种禁用方法。
关于Salazar是否构成施用的兴奋剂违规，CAS仲裁小组认为，只要证人A是受条例约束的“运动员”，并且他接受了禁用方法，Salazar就构成了兴奋剂违规。条例并不要求Salazar或证人A有让证人A使用禁用方法的故意，也不要求证人A知道他自己是应受条例约束的“运动员”。
CAS仲裁小组注意到，根据其认定的事实，证人A因接受了超限量的左旋肉碱输液，使用了禁用方法，可能也构成兴奋剂违规，但USADA未对证人A进行指控，这一事项不在仲裁小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未对证人A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进行认定。
2.WADA的审查结果
WADA审查了超过 2,000 页的材料，包括USADA的案卷（其中1131件证物）、上诉摘要、调查员的案件记录、听证会记录以及AAA和CAS的最终裁决。WADA审查后认为，USADA已经尽了一切合理的努力，以查明和确定参与NOP的人的违规行为，并认为，除了Salazar先生、Brown医生和证人A之外，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启动对任何其他人员的违规追责程序。
2018 年 3 月 21 日，USADA通过书面申请（“申请书”），寻求WADA同意取消或大幅减轻对从Brown医生那里接受了超过规定限量的左旋肉碱输液但又与USADA调查合作的运动员可能实施的制裁，这其中包括证人A[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法律事务部（WADA法律事务部）告知USADA，在对 Salazar 先生和 Brown 医生的程序结束后，以及对相关方提出任何适用的违规行为程序结束后，才会对暂停或取消后果作出最后决定。WADA法律事务部的理由是，在所有相关程序结束时，它将更有条件评估合作证人的协助情况。
3.USADA仍未对证人A提出指控
2019年11月1日，WADA法律事务部鼓励USADA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指控证人A使用禁用方法。WADA认为，反兴奋剂组织一旦确信发生了兴奋剂违规，就必须及时通知运动员任何被指控的违规行为。此外，必须及时对兴奋剂违规追责。
USADA表示，之所以未在案件结束前指控证人A，是因为这样做会“破坏USADA与举报人之间的信任，并使未来的举报人不敢站出来。”
截至NOP审查报告发布之日，USADA尚未对证人A提出指控。
WADA法律事务部正在就证人A的问题与USADA跟进，以确保《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条例”）的规定得到正确遵守，因为这涉及到涉嫌构成兴奋剂违规并随后为调查提供切实协助的人。
二、回声行动报告简要介绍
1.背景介绍
2021年3月29日，WADA开始了“回声行动”。这次调查是由媒体报道引发的，报道称2011年英国反兴奋剂机构（UKAD）允许英国自行车协会私下通过未经WADA认证的实验室HFL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目的是筛查禁用物质诺龙（“诺龙研究”）。在提供样本之前，英国自行车协会告诉运动员，UKAD知晓这项研究的存在，此外，运动员在收到英国自行车协会的电子邮件后提供了他们的样本，该电子邮件称检测的结果不会与UKAD或WADA分享。
上述诺龙研究是由一位英国自行车协会的员工（BC01）提议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审查”，为开展该研究，BC01通过电子邮件与WADA认证的伦敦国王学院（KCL）实验室、UKAD 的一名员工（UK01）、未经WADA认可的赛马法医(运动科学)实验室（HFL）等进行了联系。
回声行动从英国自行车协会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截至2011年1月12日，至少有一名UKAD前员工知道诺龙研究以及英国自行车协会从运动员处采集样本并通过未经WADA认可实验室检测这些样本的计划。然而，UKAD没有这些事件的记录，包括任何样本检测的结果或2011年1月12日英国自行车协会与UKAD员工之间相互发送的重要电子邮件。
诺龙研究是回声行动涉及的对UKAD的第一项指控。回声行动开始后，又发现了两项针对UKAD的指控。其中一项指控内容是， UKAD在2016年向英国自行车协会发送了运动员生物护照（ABP）数据(指控二)。另一项项指控涉及UKAD允许两名以“产品污染”作为其阳性检测结果抗辩理由的运动员“X”和“Y”私下通过HFL检测涉案营养品，以及UKAD在随后的反兴奋剂听证会上未进行独立核查即接受了HFL的检测结果(指控三) 。
2. 调查结果
回声行动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指控一，但是指控二和指控三均没有得到支持。
允许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通过未经WADA认可实验室私下对其精英运动员的样本进行禁用物质的检测，即使检测结果与UKAD分享，也不符合UKAD在条例中需要承担的尽职追查所有潜在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义务。尽管，在此期间，UKAD 对运动员进行了多次赛外检查，禁用物质的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诺龙研究引发了对英国自行车协会是否遵守当时适用的（2009 年）英国国家反兴奋剂政策，以及UKAD执行该政策能力的质疑。然而，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次调查的范围，UKAD对此有专属管辖权。
2021年，作为条例合规监控计划的一部分，UKAD接受了WADA的审查。该审查对UKAD及其目前监管包括英国自行车协会在内的国家联合会的能力表示赞赏。UKAD指出，审查结果证明这些事件不会在今天的UKAD重演。
回声行动没有提出整改建议，因为参与2011年事件的人员已不再受雇于UKAD，而且WADA最近（2021年）对UKAD的合规性审查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关注的问题。
3.UKAD的反应
“回声行动”总结报告公布后，UKAD的一位发言人称，该组织认可WADA对2011年事件的报告结果，并赞扬了UKAD对WADA调查小组的“尽职合作和透明度”。
在WADA于2021年对UKAD的审计中，UKAD被认为“能力优异”、“管理优秀”、“组织有序”、“运作良好”。发言人强调，WADA的报告明确指出，英国自行车协会进行的兴奋剂检查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注意到同时期UKAD自行对英国自行车协会的运动员所进行的广泛兴奋剂检查的结果也均为阴性。
2021年9月20日，回声行动向UKAD临时首席执行官Emily Robinson（CEO Robinson）提出了该项行动的重大发现和关切问题。CEO向回声行动保证，UKAD将认真考虑和处理这些调查结果。此外，CEO报告说，今天的UKAD与2011年的UKAD非常不同，她“非常确信”回声行动所发现的事件不会再发生。为了支持这一观点，CEO Robinson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总结，说明UKAD现在存在对员工及其行为的“多层审查[和]监督”。
CEO Robinson还报告说，UKAD主席已委托一家独立的内部审计公司来对UKAD的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查。这项审查正在进行中。
三、评析
根据2021版条例的第20.5条的规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负有在其权限范围内积极追查所有可能存在的兴奋剂违规，包括调查运动员辅助人员或其他当事人是否可能参与了兴奋剂案件，并确保适当执行后果；及充分配合 WADA 开展的调查，以及依照条款 24.1 和《签约方条例遵守国际标准》采取适当措施，阻止签约方不遵守条例和国际标准的行为；以及依照第 12 条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其管辖下的其他体育机构不遵守条例和国际标准的行为。
根据2021版条例的第20.7条的规定，WADA负有自行调查兴奋剂违规、签约方不遵守条例的情况、 WADA 认可的实验室的不合规情况以及为使用兴奋剂提供便利的其他活动的责任，及根据2021版条例24.1.1 条规定，WADA 应当依照《签约方条例遵守国际标准》，对各签约方遵守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一）关于USADA是否应起诉证人A兴奋剂违规的相关评析
根据2009版条例第2.2条规定，运动员使用或企图使用禁用方法即构成兴奋剂违规。根据AAA及CAS的认定，证人A为受2009版条例约束的运动员，且毫无争议的是证人A于2011年11月28日在休斯顿的Brown医生办公室接受了左旋肉碱输液，且输液量远远超过了50毫升的界限，也远远超过了目前100毫升的输液量限制，应构成禁用方法。因此，证人A应构成兴奋剂违规。尽管证人A为举报人，作为USADA的合作证人，对于USADA追究Brown与Salazar的兴奋剂违规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但根据2009版条例第10.5.3条的规定，对于在发现或证明兴奋剂违规方面提供了切实协助的兴奋剂违规人员，负有结果管理责任的反兴奋剂组织仅可暂停实施一部分的禁赛期，且暂缓禁赛期的长短应取决于兴奋剂违规的严重程度和他为减少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所提供的切实协助的价值。可暂缓的禁赛期不超过原禁赛期的四分之三。如果可适用的禁赛期是终身禁赛，依照非暂缓的禁赛期必须不少于八年。因此，证人A作为举报人，即使对于发现或证明Brown与Salazar的兴奋剂违规提供了切实协助，但因证人A本身存在兴奋剂违规行为，证人A并不能因其提供了该等切实协助而被免于追究兴奋剂违规责任，仅可被减免处罚。且根据2021版条例第20.5.7条的规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有责任“在其权限范围内积极追查所有可能存在的兴奋剂违规”。因此，USADA不起诉证人A的兴奋违规行为，实际上不符合条例的规定。
USADA认为之所以不起诉证人A，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证人A为举报人，而保护运动员的权利为USADA的任务，而WADA的任务则是领导世界范围内的无兴奋剂的体育的合作运动，因此对于兴奋剂违规的举报人，WADA仍要求追究其责任。因此，在这一点上，USADA与WADA的立场不同。
但USADA不起诉证人A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NOP的调查中只有证人A接受的左旋肉碱输液超过了允许的限度，USADA、AAA、CAS、WADA等都没有发现对除了证人A之外的NOP运动员进行了超过允许限度的左旋肉碱输液。Salazar和Brown都没有被发现对除了证人A之外的任何NOP的运动员施用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我们注意到，CAS实际上对USADA为何费尽心思追究Salazar和Brown这种轻微的兴奋剂违规行为感到困惑，CAS提到“仲裁小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情况、听证会的长度和在听证会各阶段提出的指控，以及USADA处理本案和提出证据的方式，包括一些后来被放弃的证据，似乎与认定的兴奋剂违规的严重性和后果不相称。没有一项兴奋剂违规直接影响到竞技比赛，其也没有向仲裁小组提出任何证据表明违规对NOP中高水平的运动员有任何影响。”因此，NOP中是否存在系统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是否有除了证人A之外的NOP运动员存在兴奋剂违规？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怀疑。
无论如何，根据2021版条例第17条规定“除非已经依照第 7 条的规定，自被指控的兴奋剂违规发生之日起10年内，通知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兴奋剂违规，或已经采取合理方式尝试通知，否则不得再对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提起兴奋剂违规程序”，因证人A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发生在2011年，10年的追诉时效即将届满，若证人A在10年的时效期内未被按照第7条规定通知兴奋剂违规，则10年的时效期满后，USADA将不能指控其兴奋剂违规。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AAA还是CAS都婉转提到证人A构成兴奋剂违规，例如“鉴于其认定的Salazar的相关情况，证人A本人可能也构成兴奋剂违规。这个问题不在仲裁小组审查范围之内，仲裁小组不会对证人A的行为是否构成违规作出任何认定”，WADA在NOP审查报告也提到“USADA不指控证人A的决定，以及该决定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是WADA法律事务部和WADA的合规、规则和标准部门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本次调查的考虑因素。”由此可以判断，WADA对于证人A的调查并未结束，WADA随时可能重启调查，如果后续的调查结果认定USADA不对证人A启动兴奋剂违规指控违反了条例规定，则USADA面临被WADA认定为不合规的风险。至于WADA为何截止目前仍未启动调查，是否可以被视为与USADA较量的一个筹码？
（二）对回声行动的评析
WADA的2008版《检查国际标准》对样本采集的程序、所有样本均须运送到WADA认可的实验室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而英国自行车协会2011年2月采集了精英运动员的样本，用以筛查诺龙，但没有按照《检查国际标准》的要求采集且这些样本的检测没有在WADA认可的实验室进行，这显然违反了当时适用的《检查国际标准》的规定。
根据条例的规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负有“阻止其管辖下的其他体育机构不遵守条例和国际标准的行为”及“在其权限范围内积极追查所有可能存在的兴奋剂违规”的义务，而UKAD批准了诺龙研究，允许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通过未经WADA认可的实验室私下对其最优秀的运动员的样本进行禁用物质的检测，而且同意英国自行车协会的样本检测结果不与UKAD或WADA分享，因此，UKAD明显违反了条例的上述规定。回声行动也证实了对UKAD的上述指控。
根据回声行动的调查，到2011年1月12日，至少有一名UKAD前员工（时任UKAD法律总监）知道诺龙研究以及英国自行车协会从运动员处采集样本并通过未经WADA认证的实验室检测这些样本的计划。然而，UKAD没有这些事件的记录，包括任何样本检测的结果或2011年1月12日英国自行车协会与UKAD员工之间相互发送的重要电子邮件。且UKAD针对两封匿名信的调查所开展的封锁行动[2]却并没有在英国自行车协会一名前雇员的笔记本电脑（即BC电脑）搜查英国自行车协会和UKAD之间的“一系列清楚的电子邮件证据”，也未与当时的UKAD 的领导团队的主要人员例如Andy Parkinson和Arthur等联系并进行调查，这明显是个可怕的错误，不能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并让人对UKAD的调查及其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是否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产生怀疑。
此外，该事件发生在2011年也就是伦敦奥运会之前，此次事件是否与伦敦奥运会相关，我们也不得而知。
回声行动调查目前已经结束而WADA却没有提出整改建议，其理由是“参与2011年事件的人员已不再受雇于UKAD，而且WADA最近（2021年）对UKAD的合规性审查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不能不让人对WADA的处理结果产生质疑。事件发生时UKAD的首席执行官Andy Parkinson 曾担任过WADA 2014年索契奥运会独立观察员团队主席以及2010年环法自行车独立观察员团队成员、WADA欧洲特设委员会主席、英国赛艇协会主席等。2014年11月5日，因为他从UKAD离任担任英国赛艇协会主席，WADA 总干事发表公开声明，赞扬他对反兴奋剂的贡献。电讯报报道的时候提到UKAD在调查期间也没有询问2014年离职的创始首席执行官Andy Parkinson和2017年离职的创始法律总监Graham Arthur……UKAD未能联系Parkinson和Arthur ——邮件显示，Arthur是这些事件的核心——UKAD机构的前员工承认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而另一位则说，“没有与当时该组织的高级行政人员进行任何接触是很奇怪的。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不这样做。”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WADA为2011年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UKAD的CEO报告说，今天的UKAD与2011年的UKAD非常不同，她“非常确信”回声行动所发现的事件不会再发生。为了支持这一观点，CEO Robinson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总结，说明UKAD现在存在对员工及其行为的“多层审查[和]监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11年的UKAD的不合规行为可以因为今天的UKAD能够确保回声行动所发生的事件不再发生而不被追究。这不得不让人怀疑，WADA对俄罗斯系统使用兴奋剂的不合规的调查和处理，以及对UKAD的回声行动的调查和处理是否均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试想，如果此次回声行动所涉及的相同的事件发生在其他非欧美国家，WADA是否还会做出与对UKAD的同样的处理结果？
不论回声行动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恰当，回声行动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国家反兴奋剂组织除了应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确保其自身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条例及国际标准外，在知晓或发现其所管辖的单项协会、体育机构等存在不符合条例、国际标准等行为时，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应采取适当措施阻止该等行为的实施，而不应批准或协助实施该等行为，否则，可能面临WADA的调查。
[1] USADA提交书面申请时，除了证人A之外，证人B、C、D也提出其接受了Brown先生的超限量注射左旋肉碱静脉输液，但最后调查结果表明B、C、D均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接受了Brown先生的超限量注射左旋肉碱静脉输液。
[2] 封锁行动是UKAD于2018年12月收到两封有关指控一、指控二和指控三匿名信后展开的调查，封锁行动指出，匿名信“没有提供任何会引起对该检测的明显疑虑的进一步细节”，并且在封锁行动期间“没有发现引起这种疑虑的进一步信息”。封锁行动也未能在BC电脑上搜查相关电子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