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遍、最基本、最典型的交易形式，现代社会的任何人、任何企业在生存过程、参与社会活动中都会产生合同关系。经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进行分析，在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仅买卖合同纠纷就约占45% 。而关于合同纠纷，现行有效进行调整的法律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民法总则》。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称“九民会议纪要”），其中第一部分“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及第三部分“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均大篇幅涉及了合同效力问题。为了更好的理解合同效力问题，统一合同无效、可撤销情形应援引的法律条款，我们特对合同无效、可撤销法律依据之变化进行梳理研究。

一、合同无效法律依据之变化——哪些情形下可主张合同无效

《合同法》颁布于1999年，其中涉及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主要由第52条调整规范，该条也是多年来我们处理合同无效纠纷所主要依据的条款，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民法总则》颁布于2017年，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主要由第146、153、154条调整规范，即第一百四十六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一百五十四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

据此，不难发现，《合同法》与《民法总则》关于合同法定无效的规定并不一致，在两部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主张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应该以哪部法律为准？换言之，到底哪些情形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对此,九民会议纪要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其精神是即将颁布的民法典出台后，《合同法》将不再保留，而《民法总则》属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具体而言，对于《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对于《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原则上仍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调整规范。

回归到本文探讨的合同效力问题，即对于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若发生涉及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虚假意思表示）、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154条（恶意串通）的规定予以主张，而不应再传统的以《合同法》第52条为依据。

二、合同可撤销法律依据之变化——哪些情形下可主张撤销合同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民法总则》对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为“第一百四十七条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重大误解；第一百四十八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欺诈；第一百四十九条 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三人欺诈；第一百五十条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胁迫；第一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显失公平”

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精神，对于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若发生涉及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应当依据《民法总则》第147条（重大误解）、第148条（欺诈）、第149条（第三人欺诈）、第150条（胁迫）、第151条（显失公平）的规定予以主张，而不应再传统的以《合同法》第54条为依据。

三、关于合同无效、可撤销法律依据变化之总结对比

1、关于欺诈、胁迫制度，《合同法》规定的欺诈、胁迫仅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换言之，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受损害合同另一方才可主张权利救济；而《民法总则》对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胁迫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故而按照九民会议纪要的精神，2017年10月1日后成立的合同，若存在合同相对方之外第三人欺诈的情形，可依据《民法总则》第149、150条之规定予以撤销。

2、关于欺诈、胁迫行为导致的合同属于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合同，《合同法》根据受损害利益的主体不同，进行了不同规定，即欺诈、胁迫损害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可撤销合同或者可变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无效合同；而《民法总则》规定，欺诈、胁迫行为所涉及的合同不再针对损害利益不同进行区分，均属于可撤销合同。故而按照九民会议纪要的精神，2017年10月1日后成立的合同，无论欺诈、胁迫损害的利益主体是谁，均可依据《民法总则》第148、149、150条主张为可撤销合同。

3、关于乘人之危，《合同法》将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事由；《民法总则》只规定了显失公平制度，没有规定乘人之危，其立法宗旨是将乘人之危视为行为过程或情形，融合到显失公平制度之中。因此，按照九民会议纪要的精神，2017年10月1日后成立的合同，在缔约过程中存在乘人之危的行为情形导致缔约结果显失公平的，应依据《民法总则》第151条主张为可撤销合同，若仅仅存在乘人之危的行为情形而缔约结果没有显公平，则不可主张为可撤销合同。

注释：

[i]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站，http://gongbao.court.gov.cn/。

[ii]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